“哦，放心吧，小问题，我给他打一针就好了！”
杨医师不紧不慢地说着，一脸轻松，对他这样一位远近闻名的医师来说，太容易解决了！随即抓起桌上的钢笔，迅速唰唰唰地写了一张药方给他儿媳。
杨医生的儿媳开始配药，拿出几支药水，用镊子敲碎密封的玻璃瓶尖，抽出注射器往里面吸药水，吸完几小支药水后，用手指弹了弹注射器外壁，再将针头朝上，把药水往上推，排掉针管里面的空气。
准备就绪，杨医师接过装满药水的注射器向我走来，并示意父亲扒下我的裤子。
我小时候特别害怕打针，即使是长大了，如果很长时间没打过，偶尔去打一次都很紧张，在医生还没开始扎之前，我就已经双拳握紧。
但是这一次，我并没有害怕，因为比起对打针的恐惧，我现在更希望的是尽快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打完一针，杨医师又接着往注射器中吸药水，我知道，还得挨一针，使劲的眨了眨眼；不知道是因为肚子胀疼，还是打针的疼，让我的眼角不自觉地挤出泪水，只希望不要再有第三针。
第二针感觉没有第一针那么疼，但我明显比打第一针的时候更紧张，心跳加速，额头出汗。
果然，杨医师没再给我打第三针，这让我放心不少，可此时的肚子，感觉就要撑爆了。
大约过了三四分钟，我忍不住“嘟嘟嘟”的放了一连串的响屁，圆滚滚的肚子也跟着慢慢地扁下去。
父亲抽着烟，吐出烟雾大喜地说道:
“出来了！没事了！”
三伯也在一旁“呵呵”地笑着，杨医师也是跟着面带微笑。
被三个大男人笑话，我并没觉得有什么尴尬之处，我自己也是男人，可杨医师的儿媳也坐在药架前的桌子旁忍俊不禁，捂嘴偷笑，这可把我羞得满脸通红，埋头不敢看众人。
杨医师的医术精湛，十里八村都会来请他看病，这些年赚了很多钱，也收了不少女徒弟，传出的绯闻也不少。
他的儿媳长得白净，身材高挑，高鼻梁，一口大白牙，当时谁也想不通居然愿意嫁给他那个有点傻的儿子，不过后来又有传闻说杨医师跟自己儿媳有私情……
等我肚子里的气体完全排出后，夜已经很深了，为了不打扰杨医师一家人休息，没有多逗留，付了诊费，父亲跟三伯带着我离开。
这次不需要抱，可以趴在肩上背，也是轮流背着我走回家，我现在全身乏力，走不动路，快到家时，才下来自己走。
八个月大的弟弟没了，可生活还得继续，母亲的身体也已经恢复，家里没了太过担忧的人和事，父亲又去了市里打工。
父亲在家的这大半年，先后到外婆家找表姐借书来教我，一到二年级的语文和数学我都已全部掌握，三年级的只借到了上册。
期间我经常在任何场合大声读书，有一次母亲带着我到地里挖地，我就在一旁背诵《八路军王二小》，声音很大，附近都能听到，周围正在挖地的人直夸我是“天才”。
我一个没进过学校的人，经常会被叫去邻居家里，教他们正在上学的儿子或女儿读书、做数学题。
记得有一次，我教四伯的小舅子的儿子读《乌鸦喝水》这篇课文，教了好半天，他都发音不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我去大堂哥家里玩，他让我教他正在上一年级的小女儿做数学题，他的小女儿比我大一岁多。
大堂哥是大伯的大儿子，年龄比我父亲还大几岁，他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年龄比我小，四个女儿的年龄都比我大。
在当时，“计划生育”政策正执行得如火如荼，农村的传统思想就是必须要有儿子，如果没有儿子，不管你当多大的官，发多大的财，背地里都要忍受别人的闲言碎语。
大堂哥跟大堂嫂连生四个女儿，一家人东躲西藏，铁了心的要生儿子，若不是大伯阻挠，他们都把小女儿送给别人养了。
我认真地给他小女儿讲题，简单的几道加减算术，讲了几遍都不会，他就在旁边看着我教，直把她女儿逼哭，又反复教几遍才勉强学会。
一直坐着不太说话的大堂哥突然对我说了一句:
“你若是把她都教会了，我给你十块钱。”
正耐心教他女儿解题的我，停顿一下，但并没有表现出太过失态的举动，实则内心狂喜，十块钱，对年幼的我来说，冲击太大，太具有诱惑力了！
大堂哥的这句话，如魔爪般紧紧抓住我的心，让我更加卖力的教她女儿学习。
虽然我还小，但已经明白了很多事情，知道钱很重要，母亲总是被人欺负，我们一家人一直被别人瞧不起，我跟村里的孩子玩不到一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家穷！
连续几天，我都跑去大堂哥家里，主动教他女儿学习，晚上睡觉，心里想着那十块钱。
暗自思量:等拿到那十块钱，我就交给母亲，因为母亲时常念叨没钱买这样买那样的，整天愁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