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近代化,无非生产机械化,思想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科技信息化,通货贸易全球化,概括来讲,应当是全球的逐步西化,欧化。这点是蒋廷黻在民国年间深刻的总结。
洋务运动以来,西方的学术思想,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大范围的深入传播,故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我们要谈洋务运动,必然要从其原因入手,便于对其过程,结果,影响及特点进行深入的研究。原因分两派,内因以及外因,治病必治本,先自内因入手。
洋务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以1861年曾国藩创立安庆内军械所为开始标志。
纵观历史经貌,太平天国运动仍在进行,太平军控制了富庶的江南地区,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剿灭太平天国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催化剂。
故其一,清王朝积贫积弱,已到了急需改革的地步,这与洋务派提出的“自强”“求富”口号是相通的。
积弱显而易见,清朝入旗绿营军的标准配备仍为弓、矛等,与西式火器相比,无异于以卵击石。
往早看,有俄史为证;52年3月24日,俄国人大胜入旗军,中国方面死676人,俄方仅死10人,伤70人,差距之大,可见一斑。再往近看,数十万清军在鸦片战争中竟无法抵挡4000余英军,接连失广州、定海、厦门积贫较为复杂,分几个方面讲。
一是鸦片的流入致使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财政状况急剧恶化,1860年左右,其户部盈余已基本为零,五十年前至少有2000~3000万两。
二是太平军的大创伤,据统计,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先后花费军费9亿多两白银,国库完全被榨干,增收,即“开源”已是势在必行。
李鸿章等人作为少有的“先行派”,率先提出改革。
在1864年,李鸿章给恭亲王奕?写信道:“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这全信中,他提到两个关键观点:一则是中国必须学西方技术方可自强,二则是中国需参考日本的明治维新,哪国变得快,方可成为远东霸主。
胡林翼也有此看法,他曾写道:“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速奔马,疾飘风风,此吾辈所能知也。”
曾国藩,左宗棠在江南作战时曾找过理科学者和工匠尝试造轮船，足以看出他们的重视。
因而,汉人官僚在作战中积累的经验,可看是推动洋务运动的第二把推力。
其三,中国满清核心统治集团也认识到了改革以自强的必要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震动远比第一次大得多,英法联军不仅打入了北京城,还火烧圆明园,吓得咸丰皇帝仓皇窜逃，可谓震动朝廷,满廷百官无不大惊失色。
譬如,恭亲王爱新觉罗·奕?与其助手文祥做了一份研究报告,大抵上可概括为三条:一则,奕诉,包括众多满汉官僚都发现,洋人似乎不介意将西式义器卖给中国人,甚至愿意将其技术传授给清朝,奕?认为这是个自强的好机会。
实际上,西洋人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便很热衷于倒卖军火,淮湘军和太平军都竞相购入火器。甚至洪秀全还弄来了西式的印刷机,用于印发太平军宣言等各项主张。
二则,奕诉与文祥认为,西方人似乎并不像传统认知里的一样不守承诺,不讲礼法。
比如在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的确按条约撤走了军队,归还了首都。所以求拜学于西方人可行性并不算难,进来“以夷器对付夷人”也可施展了。
三则,他们承认也算是被迫承认,外国人的军事技术和练兵方法的确在中国之上。
在鸦片战争中失利,士大夫还可以借口是林则徐等“剿夷派”被满人调走,换来的琦善主和,算作是“不战而降”。
他们便痛骂背锅侠“琦善,全然不顾中国军备落后之实际。
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一样,防守天津的是胜保和僧格林沁,在当时至少也算是满汉认同的名将了。他们败于英法联军,也就没有借口可找了。
满亲宗室咸丰皇帝的亲弟弟恭亲王奕诉看到了差距,那当时的清朝继任者同治皇帝又怎么想的呢?
历史上有一个词,名为“同治中兴”,不管虚实与否,我们都必须承认,同治在位期间,中国的确是取得了很大进展。
蒋廷黻先生也提到:“曾国藩要救清王朝,是可以理解的……尽管中国在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多灾多难,但同治年间的清王朝的确有中兴气象。”
至于要论“同治中兴到底哪些成就,就要看后文记述了。
内部因素之其四,中国自然经济瓦解,民族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清初受到打压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期。
自然,这个大环境下就有利于洋务派官员引导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中国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传统自然经济长期以往在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