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下去可不行，上有老下有小，所有的重担都压在父亲一人肩上，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当务之急就是挣钱养家。
1995年的农村，还没有掀起打工热潮，父亲没文化，没有一技之长，又坐过牢，除了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似乎就没了别的赚钱门路。
咬咬牙，还是决定重操旧业，到煤矿上去挖煤，尽管奶奶和母亲多次劝阻，他还是坚持要去。
我老家到处都是小山丘，连绵起伏，距离我家几公里的地方，很多山下都存在煤矿，有些地方，一锄头下去就能看见黑黝黝的煤土。
那时候基本没有什么大煤矿，都是几个人在挖的小煤窑，有些甚至就在自家后院掘开一个口，一个人完成所有采煤工序；安全措施是极差的，我到里头去看过，像挖地道那样挖一条道进去，从山上砍来手臂般粗的杂木，再改成合适的段，给那条刚好够通行的地道做内衬，没有别的出口，一旦发生塌方，绝无生还的可能。
每年都会听闻哪个煤矿发生坍塌，死了多少人，或者是瓦斯爆炸，死了多少人；直到我上高中后才知道，瓦斯是一种主要成分为甲烷的易爆气体。
在当时，很多外地人死在了煤矿里，无人认领，就这样一直长眠小煤窑底下，可能他们的亲人至今都还不知道他们埋在了哪里；尽管是拿着宝贵的生命去换那点微不足道的工钱，依然有许许多多男人为了养家糊口前仆后继。
小煤窑都是某个有本钱的人带头开采的，搞那些基础设施需要花钱，也需要办经营执照，也得花钱，没钱的就只能去给煤老板打工，收入少得可怜，私自悄悄开发煤窑是违法的。
一个小煤矿上就三五个工人，手提羊角锄，头顶戴着一个用竹条编制成的安全帽，帽子上面绑一根手电筒，手电筒用干电池点亮灯泡，那时候还没有可直接充电的款式，况且也没有电，1998年我们村才通的电，拉着一个像小船一样用来装煤的箩筐，挖满一筐就往外运。
装煤的箩筐，父亲管它叫“船子”，样子像小船，筐身用篾条和大块竹片交叉编制而成，底座是两根结实的木棍，木棍上卯有一根厚实的铁条，筐的一头绑一根机器上面淘汰下来的同步带，用来挂在身上拉动箩筐。
那条地道上，用一段段木棍铺成像铁路轨道那样，可以减少摩擦力，让拉动“船子”变得更加省力。
就这样天天早出晚归，每天除了吃饭时间，都在那条地道上来回往返，挖完拉出一筐煤，要卖出去后才能分到一块到两块钱，没有午饭供应；父亲和其他工人是自己从家里打包饭菜去吃，饭是蒸熟的玉米面，菜是水煮土豆片和酸菜，还有酸辣椒，舍得吃的会加两片肉，混在一起，满满一大锅，晚上回家都是吃得一粒没剩下。
记忆中，我那时候是很少看到父亲的，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熟睡了，而且在八岁之前，我一直都是跟着奶奶睡。
自从爷爷去世后，几位伯伯就吵着要分田地，说是分完之后，大家一起给奶奶养老。
最终在奶奶的组织下，采取“抓阄”的方式把田土分掉，并承诺：几位伯伯每月一家给奶奶十块钱和十斤大米，我父亲则负责供应奶奶的油、盐、煤炭、用水，照顾奶奶的饮食起居。
如果真是按照这样执行，奶奶肯定会过得很幸福，得以安享晚年，不会像爷爷那样，直到去世那天，都没能过上一天好日子，但谁又会想到，后来的矛盾更加不断，奶奶的命运也跟爷爷差不多。
父亲刚去煤矿挖煤时，认识了我的一位姑父，姓张，我一直称呼他为张大姑父，他是我一位姑姑的丈夫，不过并不是血亲，两人同在一个矿上，志同道合，时常约在一起酗酒、拉家常。
有一次，父亲正端起碗喝酒，不知道姑父是讲了什么好笑的事情，逗得父亲忍不住哈哈大笑，结果被呛着了，酒呛进入到了肺里。
从那以后，无论白天黑夜，总是咳嗽不止，找了很多赤脚医生，开了很多副药，都不见效果。很多亲戚朋友都不敢来我们家，对父亲避之不及，都说他患上了肺结核，怕被传染。
后来通过小姑的推荐，找到了一种名叫“利福平”的胶囊药，可以缓解父亲咳嗽的症状，但那种药有些贵，家里面连吃饭都成问题，怎么还有钱去买药？
可拖着也不是办法，每天咳个不停，迟早会把肺给咳废掉，父亲只能是坚持去煤矿挖煤，结算来的工钱就用来买药。
挖了两年的煤，所得工钱基本用于买药，剩下的部分，维持一家人的开销都捉襟见肘，没有余钱，不过好在父亲的咳嗽病基本好转，只是偶尔还会咳几下。
某一天，我四伯伯来找父亲，讲他有烧制土砖的想法，他家附近的“白胶泥”正好适合烧制土砖，并希望父亲能跟他一起合伙。
“兄弟，咱俩一人出一半的钱，工时按天算，等卖了钱就分账，要不了几年就发财了。”说完还列举出了几个烧制土砖已经赚了钱的熟人。
“四哥，我也很心动，我也想发财，奈何这两年挣的钱都用来买药治病了，拿不出钱来合伙。